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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裴刚：汉语教育如何架起中菲民心相通之桥？******
中新社马尼拉12月28日电 题：汉语教育如何架起中菲民心相通之桥？
——专访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裴刚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近年来，汉语热在菲律宾悄然兴起，热衷于学习汉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当前，菲律宾汉语教育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又将对两国人文交流产生何种影响？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裴刚(Cavin F. Pamintuan)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菲律宾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人文交流方兴未艾，菲律宾兴起“汉语热”，汉语教育在中菲人文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裴刚：尽管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但据我观察，许多菲律宾人并没有意识到两国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自己的生活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所以，每当开学上汉语课时，我都会让学生想出一个他们认为源于汉字的他加禄语单词，大多数学生会对常用的单词有“中国血统”而感到着迷。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菲律宾的语言也受到汉语的极大影响。
近年来，菲律宾对汉语使用者的需求迅速增长。汉语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平台，为菲律宾人提供了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新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在菲律宾建立孔子学院之前，只有社会精英才能在专门的学校学习汉语，而他们只占整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菲律宾与中国长期培养起来的友谊。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汉语教育在菲律宾的蓬勃发展。中菲两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为汉语教育在菲主流社会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汉语教育被纳入菲律宾K-12基础教育计划。目前，菲律宾每年至少有来自全国153所学校的12000名公立中学生在学习中文。他们是中菲友好播下的“种子”，“发芽”后将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最终成长为中菲友好的使者。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10年，我的教授章石芳博士种下了我这颗“种子”。现在，轮到我为未来种下更多的“种子”。
汉语教育是连接菲律宾和中国人民的一座无形桥梁，而这座桥梁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在菲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当人民的心被连接起来，才能更好地连接路，而路又能连接世界。
中菲青年迎春联欢会，菲律宾大学生表演菲律宾传统节庆舞蹈《酒杯舞》。关向东 摄中新社记者：您是第一位由菲律宾孔子学院培养出来的汉语教学博士，现担任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在您看来，菲律宾汉语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裴刚：可以用一个缩写词“RECIPE”(诀窍)总结在菲律宾发展汉语教育的经验，具体为相关性(Relevance)、赋权性(Empowerment)、承诺性(Commitment)、包容性(Inclusiveness)、实用性(Practicality)和参与性(Engagement)。
相关性——要确保汉语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相关性。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尽可能贴近学生生活，开发情境化的教学材料，让学生实现“沉浸式”学习。
赋权性——汉语教育应确保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需关注学生在学习汉语后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这项技能如何帮助他们在工作领域获得更大优势。
承诺性——参与发展和实施汉语教育的各方都要明晰承诺，以促进权责分明。如菲律宾教育部致力于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汉语教育的顺利实施，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致力于提供相关培训和材料，确保合格的教师在公立中学教授汉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努力。
包容性——汉语教育应具有包容性，无论肤色、种族、信仰、性别，为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让更多菲律宾人有机会接触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目前，菲律宾的汉语教育在初中进行，将来会扩大到小学、高中，甚至推广至帮助失学青年和成人学习者完成基础教育的替代性学习系统(ALS)。
菲律宾孩童学习编制中国结。 樊蓉 摄实用性——应保证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应用。因此在设计课程时，需考量汉语教育是否有助于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与性——菲律宾汉语教育的成功是所有参与方合作的结果。在汉语教育实施之前、期间和之后，各利益相关方要积极参与，以确保汉语教育的持续改进。例如，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会与菲律宾教育部合作，举办年度论坛和会议，确保双方目标一致，并了解对方的最新动态。
过去十年，汉语教育在菲律宾取得了诸多成就。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未来还要做很多工作。所有的参与方都应持续关注汉语教育给菲律宾人民带来的影响，在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同时总结新经验。
“2018年菲律宾首届HSK留学就业展”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光启学校举办。关向东 摄中新社记者：作为菲律宾汉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汉语教育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裴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企进入菲律宾市场提供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桥梁、水坝、发电厂、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接连落地菲律宾，大大提高了菲律宾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当地民众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两国农业和旅游业合作也方兴未艾。这些都增加了菲律宾对汉语教育的需求。
尽管汉语教育在菲律宾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已经制度化，但仍有必要通过“汉语+”课程不断优化汉语教育内容，以确保学校提供的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为满足国内不同领域对汉语的需求，有必要实施短期和长期的“汉语+”计划。短期计划主要指，中国在菲企业为菲籍员工提供短期培训项目，菲籍员工可以学习到实用的中文口语，用于日常工作交流，在提高员工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减少企业的沟通成本。长期计划主要指，相关机构考虑通过以下方案实施培养不同领域的本地人才计划：一是将汉语纳入高中课程，为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工作或高等教育做好准备；二是将中文纳入菲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的培训课程，使不同专业的人学习这门语言，并在培训后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三是在大专院校设立与汉语有关的学位课程，使汉语人才培养专业化；四是在菲律宾建立孔子学院协会，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为菲律宾人提供顺应时代要求的汉语教育内容。
在菲律宾发展汉语教育最大的挑战是政策支持。如前所述，汉语教育不仅能促进中菲民心相通，也会对两国互联互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相关机构有必要制定政策，支持在菲律宾实施“中文+”项目。
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第八届全菲汉语教学研讨会”。关向东 摄中新社记者：您于今年5月荣获第二届“中菲相知奖”重要贡献奖，是促进中菲友谊与合作的友好使者，您认为未来中菲应如何更好“相知”？
裴刚：于经济学家而言，中国被视作贸易伙伴。但对于在两国都生活过的人来说，我把中国看作另一个家。我本人的故事，从汉语学生到汉语教师，从中国故事的听众到中国故事的传播者，正是普通人成为中菲友谊推动者的一个完美例子。今年，两国元首在泰国曼谷会见时也强调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在我看来，中菲更好“相知”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讲好中国的好故事，激励更多人参与两国的人文交流，让菲律宾民众看到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如何改变他们生活的。
其次，宣介好两国在各个合作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教育领域。过去几年里，中国对给予菲律宾巨大帮助一直保持谦虚态度，我们也见证了中国如何支持菲律宾对抗疫情。当前，两国间的合作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有必要将这些成果展示给菲律宾的主流社会，以巩固民众对中菲合作的支持。
再次，除政府间合作外，还要激励基层合作，鼓励社会参与。虽然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建立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必要的，但自下而上的方式同样重要，因为它能产生社会支持。过去几年里，除教育部之外，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还在各大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实施汉语教育项目，目的就是如此。
最后，为菲律宾青年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让他们到中国去，亲身感受中国各方面的进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对那些想要深入学习汉语的菲律宾青年来说，汉语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将帮助产生更多的中菲友谊“火炬手”。(完)
受访者简介：
裴刚，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第二届“中菲相知奖”重要贡献奖获得者。裴刚是福建师范大学与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联合培养的首届(2008级)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2013级汉语国际教育(孔子学院奖学金)硕士，也是第一位由菲律宾孔子学院培养的汉语教学博士。工作后历任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行政主任、副院长，于2019年5月起任菲方院长，具有丰富的中文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一直致力于通过语言和文化教学促进中菲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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